列宁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解读

【内容摘要】列宁精辟论述了三种新闻自由的内涵，揭示了新闻自由的制度性、历史性和复杂性。列宁在分析不同新闻自由的性质与作用的同时，提出三种新闻自由观。沙皇镇压革命报刊的反智主义、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公正与法治原则，都是各自经济与政治的反映。新闻自由的进步性不仅是社会制度演进的结果，也是社会制度惠及人类智慧和利益的阶级较量。

【关键词】列宁的新闻自由思想   三种新闻自由制度  新闻自由的历史演进

新闻自由作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是统治阶级的执政手段。列宁在俄国农奴制度下从事革命活动，遭受残酷的迫害先后流亡德国、瑞士和英国开展秘密工作。1917年4月，他回到俄国发动士兵工人武装夺取政权，创建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对三种制度中新闻与言论活动的状况与性质有深切的体验。在他的论著中，对不同制度下报刊的境遇和记者的命运有详细的论述，提出三种新闻出版自由观。

一、专制制度的“效忠自由”与反智主义

对俄国农奴专制制度的新闻“自由”，列宁除了愤懑的控诉和抨击，没有丝毫肯定。在19世纪中后期，只有沙皇及其官吏才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列宁对效忠沙皇的新闻出版政策展开彻底批判，阐述了“取缔书报检查”与“出版不受限制”的新闻自由观。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使沙皇十分惊恐，尼古拉一世第一个反应是加强对出版物的审查，俄罗斯进入“新闻检查的恐怖时代”，一直延续到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列宁开始谴责沙皇镇压新闻自由的暴行。他说，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几次大火，许多报纸报道了大火的起因，一时人心惶惶，彼得堡宣布进入类似戒严的状态。接着沙皇政府成立了审理纵火事件的战地法庭，勒令报道这次大火的《同时代人》和《俄罗斯言论报》停刊8个月，阿克萨科夫的《日报》被查禁，逮捕了一些知名作家和记者。随后宣布了严格的“出版暂行条例”和“印刷所监督条例”，审查官竟因在一个17岁的少年身上搜出印刷的传单而将他处以死刑。列宁写道：“这种千方百计维护专制制度的残酷手段，不是对沙皇政权充满信心，而是对沙皇统治产生的昏庸无能的恐惧”。[1]

1865年4月俄国颁布了较为宽松的出版法，进一步放宽民间出版书报，到1892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印刷品，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反映广大工人农民的反抗呼声。当时的《观察家》杂志写道：“出现了一些小报纸，活泼的报纸，人人都可以享用的报纸，而且很有趣，这些报纸在受影响的居民眼前展现了彼得堡所有酒馆中人们的议论”。不久，尼古拉二世要求新闻出版检查机构封闭这类对现实不满的报刊和出版社，把一些记者编辑投入监狱。[2]为此，列宁曾揭露说：“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3]

沙皇对革命报刊的严酷迫害尤其凶残，编辑记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列宁揭露了沙皇镇压革命报刊的残酷性：“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社会党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鼓动员被逮捕、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4]沙皇政府对革命出版物的残酷镇压，表现出对其思想统治危机的极度恐慌，是残暴制度灭亡前的突出征兆。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统治地位，沙皇政府大肆推行“自我赞美、阿谀奉承”的言论政策，给那些奴性十足的文丐以自由。为了得到沙皇的赏识和恩赐，那些丢掉良心而歌颂沙皇黑暗统治的文人有充分写作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是“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5]

所以，列宁在《俄国的“言论自由”》一文中生动地揭露，效忠政府的报纸编辑们、最亲近政府的右派政党报刊，享有说脏话的自由；各类巧妙地发挥奴才作用的报纸有出版自由，卖力讨好沙皇的地主阶级的报刊有言论自由，它们笨拙地争相用好的题目歌颂沙皇。同沙皇持有不同意见的作家与报刊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纯粹的“思想奴役”，每个写作的人都是“文字奴隶”，作者只能用“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6]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也不得不考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不便明目张胆地表述犀利的政治意见，只能采用政府许可的合法语言。他回顾说：“事实上，不要说广大读者，就是我本人，在自由的日子里，重读这本小册子也甚感不悦，它在沙皇政府的检查压力之下走了样，并且吞吞吐吐的，就像被铁钳钳住喉咙一样令人十分难受。”[7]

思想与言论专制是统治阶级丧失真理、腐朽没落的标志，新闻出版的审查制是挽救反动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列宁的革命报刊活动遭受的迫害，反复证实了沙皇政府言论与思想专制的垂死挣扎。在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列宁指导的《真理报》发行两年零三个月，就被查封过8次，罚款金额高达16250卢布，36位被关进监狱的编辑累计坐牢103个月。1914年7月报社被沙皇政府捣毁，全体工作人员被捕，多人被流放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带。[8]

列宁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揭露，挖到专制制度的本质——野蛮的反智主义。这种“自由”在形式上允许创办报刊，但却剥夺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表达权，不允许发表政治性的反对意见。许多智慧的见解、对真理的发现，不符合专制统治者的口味，就发表不出来，人类的理性被粗暴地践踏。专制制度不仅查封革命出版物，甚至逮捕或杀害独立思考的编辑记者，思想统治带有血腥味。因此，列宁为之奋斗的出版自由是思想不被扼杀的自由，人民发表言论无须官吏许可。他于1896年6、7月间在狱中写作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就将全体公民获得出版自由的权利列入党纲：“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9]

二、资本主义在“自由”中剥夺正义的自由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3月5日临时政府宣布取消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出版事务总委员会，设立出版事务委员一职。5月16日发布《临时政府公告》宣布：“出版和出版物买卖自由。不许对它们实施行政处罚。”但主要免除了对大学出版物的审查。[10]临时政府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很多官员占有大量土地，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矛盾不断激化，俄国建立了落后而脆弱的资本主义制度。　列宁赞扬和肯定当时的出版自由是主调，他写道：“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就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再（敢）向沙皇当局承送审查样本，而沙皇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11]

很快列宁发现了这种出版自由的虚伪性，它只是宣布了形式上的出版自由，大量报刊和出版工具被资本家占有，工人政党的报纸发行份额只占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列宁认识到物质基础对于新闻自由的实现，比政治和法律更重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对纸张、印刷所的控制，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只能是泡影。资本的强大经济实力和他们刊登的低级庸俗的内容，控制了市场发行量，加上工人农民识字的比例很小，那些宣传革命道理的报刊份额不可能大。所以，列宁指出，“出版报纸是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大行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一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这就是大家都看到、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列宁强调，“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1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创办报刊和自由参加选举，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外部特征。如果没有钱这一切都办不到，资产阶级报刊不可能发表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言论，没有巨额资本无法创办任何媒体。如果没有多数资本家的赏识、得不到竞选捐款，穷人即使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也不会被选为市长、州长和总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重要的自由权利只能属于腰缠万贯的富人。所以列宁尖锐地抨击：“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13]列宁一针见血地扒掉这种自由的外衣：“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14]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可以筹集资金创办报刊，但数量极少，被众多资产阶级报刊包围，其正义呼唤被资本势力的鼓噪所淹没，处于被挤压、被排斥的地位。在自由的口号下，人民大众反对剥削的呼声的自由被剥夺，正是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实质。

列宁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阶级性，又深刻指出，同专制制度相比，它又有历史的进步性。正如他说：“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中世纪的特权是不存在的。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15]在法国和整个欧洲，“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16]资本主义出版自由之所以被列宁称为是个伟大口号，只是由于它废除了书报检查、发表言论大多不会遭到迫害，较中世纪的思想奴役和理性压制向人性和人道主义走近了一步。但列宁的论断不是全面赞美和肯定这种自由制度，而是揭示新闻自由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本质上，资本主义新闻出版自由是少数资本家的特权，是富人发财的工具，不是人民大众的福音和权杖。

三、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平等与法治原则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问题提出一整套设想，奠定了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方针。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公民平等的基础上，必然是“全民共有”的权利，因而列宁把它定义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7] 这种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受资本、警察和名位的左右，“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18]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要为公民创造平等的物质条件，在企业和土地国有化后， “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9]是这种自由的基本前提。列宁主张，各党派和团体的报刊和国家的报刊一样，都可以自由出版，“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其次，是给在两个首都都获得10万和20万选票的大党。再次，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20]显然，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多党报刊共存的体制，所有党派和团体都有办报自由，并得到国家的物质支持。

然而，当时俄国的其他党派没有接受列宁的好意，决心同布尔什维克党斗争到底。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11月8日），立宪派、自由派、保皇派和孟什维克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布尔什维克“以暴力窃取政权”，侮辱兵工苏维政权宣布的多项法令，反对推翻临时政府，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恢复克伦斯基的权力。当晚兵工苏维埃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派军队进入这些报社，勒令它们停止出版，逮捕了报社主编或出资人，《言论报》《日报》《新时报》《新俄罗斯报》《现代言论报》和《俄罗斯意志报》等10家报纸被封。第三天，一些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政党和团体举行集会，声讨布尔什维克抛弃过去的诺言，大肆侵犯新闻出版自由。[21]为回击反对派的攻击，11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Декрет СНК о печати），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强大武器。特别是在新的工农政权刚刚确立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些武器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在这紧急的时刻，这种武器比炸弹与机关枪还要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临时和紧急措施，以制止污泥浊水和诽谤泛滥，因为黄色和绿色报刊将肆意击夸人民刚刚取得的胜利……”[22]

   这一出版法令有两个关键词表明，列宁不是要封闭其他政党的报刊，而是剥夺“敌人手中的报刊”，关闭资产阶级报刊只是一项“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列宁看到敌对报刊气势汹汹的进攻，在讨论出版自由问题会议上曾宣称：“我们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23]但他明令禁止的不是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而是反革命报刊，《出版法令》的后半部分说的很明确：“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行政干预都将停止，将根据这方面最广泛、最进步的法律，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民委员会认为，即使在危急关头，只有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限制出版，该决定的总则是：一、要查封的只有下列报刊：1.号召公开抵制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用明显歪曲事实的手段煽起动乱者；3. 明显鼓动犯罪的行为，即刑事犯罪者。二、暂时或永久查禁报刊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决定。三、这些规定是临时性的，在恢复正常社会生活条件下将通过一项特别法令予以废除。”[24]

显然，列宁在该法令中提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法治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条内容：（1）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要以广泛、进步的法律为基础，要在法庭负责的范围内给予报刊充分的自由；（2）在恢复正常秩序下，将停止对出版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对报刊不实行审查；（3）当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受到敌对报刊的攻击和诬蔑时，处于危机时刻，为了保卫工农政权，封闭敌对报刊是必要的，这是临时性措施。（4）只有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才允许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限制，这个必要范围就是“明显地歪曲事实、明显地制造动乱、明显的煽动犯罪”。

苏维埃政权对敌对报刊的辱骂和诽谤，尽管给予多次警告和批驳，仍不能制止它们的破坏活动，到1918年1月陆续关闭了120多家反动报纸。2月22日又公布了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трибунале печати），强调：“报刊革命法庭审理利用报刊反人民的各种犯罪活动。”“利用报刊进行犯罪活动是指虚假地和歪曲性地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各种报道，因为这种报道是对革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侵犯，是对苏维埃政权所颁布的出版法的破坏。”[25]此时，列宁给剩余的500多家资产阶级报刊留下改正错误、转变立场的机会，没有立刻全部取缔。但是14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入侵俄国，国内陆续发生白匪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危机。到1918年6月才关闭了470多家立场顽固的反对派报刊，成立了“战时书报检查局”，制定了《报纸、杂志及期刊军事检查条例》。1918年9 月不得不又查封50家报刊，到1919 年仅存3 家。[26]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新经济政策，向国内外资本家出让中小国有企业，允许创办私人企业，农民可以占有土地、自行雇工，市场经济开始活跃。1922年秋，俄国出现200多家私营报纸（称为нэпман报纸），这些报纸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才被斯大林取缔。事实证明，列宁不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享有办报自由，而是根据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新闻管理方针和公民拥有新闻自由的程度。

注释：

[1]《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1-72页。